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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字與漢語的原始關系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在今天一般的語言學教科書中,皆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的系統”,“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①]這個結論對于漢字與漢語的關系而言很不全面,它只說了較后階段的事,而不是說的全部關系。本文對漢字與漢語的原始關系作出一些探討,并就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和拼音文字與語言的關系作一些比較。



在人類所創造的符號體系中,語言無疑是表達概念的最重要的符號之一。索緒爾在談到語言與其所表達概念之間的聯系時曾用“能指”與“所指”來區別“音響形象”與這種“音響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類大腦中的反映,而“音響形象”則是人類表達這種概念的一種語言符號方式,即一種“能指”。

當類人猿進化為人類時,為了達到相互之間的交流,他們可以通過聽覺器官接收信號,然后再通過發音器官傳達信號。但我們必須承認,人類也可以通過視覺器官接受信號,然后再通過手或身體的某個部位的描畫動作來傳達信號。初民在生產實踐中不僅使用聽覺器官將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發出的聲音記憶下來,而且他的視覺器官同樣將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印刻在大腦皮層上,在與其他的人進行交流時,他可以用聲音來表達,也可以用身體的各種動作主要是手勢來表達。例如他要表達一個果實的概念,他可以發出果實被他拋擲時發出的“gu lu lu”(后來成為“果裸”一詞的來源)滾動聲,也可以用手比劃一下果實的圓形。因此,與“音響形象”一樣,用手比劃一個圓形也是一種“能指”。如果說前一種“能指”根源于人類的聽覺器官和發音器官,那么,后一種“能指”則根源于人類的視覺器官和手,我們將前者姑稱之為“聽說器官”,后者姑稱之為“視寫器官 ”,當然這里的“寫”是在廣義上說的,不僅指寫在紙上的,刻劃在石頭或陶器上的符號,也指訴諸視覺的空間動作。

一些人類學家多談到現代“原始”民族存在著手勢語,這正是由“視寫器官”產生出來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時與腦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和口實際上都是腦的一部分,無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獨立表達概念。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引述了許多例證:“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時禁止寡婦說話達12個月之久,在這整個期間,她們與別人交談只能通過手勢語言。他們使用這種語言達到了如此純熟的程度,以致在沒有必要這樣做的時候她們也寧愿使用這種語言”。“林肯港區的人們也象庫貝斯克利克的土人們一樣不出聲地使用許多手勢,這對他們的狩獵是十分必要的。他們利用手勢,能夠讓自己的伙伴知道他們發現了什么動物,這些動物的準確位置在哪里。他們也用手勢符號來表示一切種類的野獸野禽”[③]。布留爾在對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得出了他的結論:“在大多數原始社會中都并存著兩種語言:一種是有聲語言,另一種是手勢語言。應不應當這樣假定:這兩種語言并存,彼此不發生任何影響;或者相反,同一種思維由這兩種語言來表現,而這種思維又是這兩種語言的基礎?后一種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實也確證了這個看法,喀申著重指出了有聲語言和由手的動作表現的語言之間存在的那些相互關系。他指出,東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數詞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來源于一定的手的運動。”[④]布留爾將根源于視寫器官的手勢稱為“手勢語言”顯然不夠準確,因為既是“手勢”就不可能是“語言”,但他的思想內核中“兩種語言”(手勢語言和有聲語言)的基礎是同一種思維的看法則是極有見地的。為了證明“手勢語言”根源于思維,布留爾又從手與腦的聯系來說明用手說話可以無須依賴于聽說器官:“手與腦是這樣密切聯系著,以致手實際上構成了腦的一部分。文明的進步是由腦對于手以及反過來手對于腦的相互影響而引起的”。

用手說話,這在某種程度上簡直就是用手思維。因而,這些“手語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維的口語表現中再現出來。在符號上差別如此巨大的兩種語言(一種語言是由手勢構成的,另一種是由分音節的聲音構成的),在其結構和表現事物、動作、狀態的方法上則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說口頭語言描寫和敘述位置、運動、距離、形狀和輪廓無微不至,那么,這正是因為手勢語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現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爾還認為有一部分分音節語言的表達是由“手語概念”決定的。他說:“用手勢語言說話的人擁有大量現成的視覺運動聯想供自由支配,而當人或物的觀念在他的意識中出現時,這觀念立刻就讓這些聯想發生作用。我們可以說,他是在描寫它們的同時就想象著它們了。因而,他的分音節語言也只能夠這樣來描寫。在原始人的語言中,給輪廓、形狀、姿勢、位置、運動方法賦予的意義,總之,給人和物的看得見的特點賦予的意義,即來源于此;按物的姿勢(立、坐、躺)來對它們進行的分類等也來源于此。”[⑥]

“聽說器官”和“視寫器官”都是人類進行交際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這兩者的符號也都是人類最重要的符號系統。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的過程中,身體各個部位是同時協調向前發展的。當猿人進行直立行走時,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來,然后口腔和喉嚨方能形成一個直角進而為語言的產生提供物質條件。手的靈活性既然足以使人類能夠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工具,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實,尖狀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體),那么他們同樣可以用這一雙偉大的手,當需要向同伴們表達一些簡單的概念時,描摹出物體的形狀。而這種在空中比劃的手勢,只要他們刻劃或寫畫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頭或陶器上),就成為原始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如果說聽說器官產生的符號叫作語言符號,那么視寫器官產生的符號就是寫畫符號,這兩種符號系統都是初民用來表達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勢、原始刻劃和原始圖畫同樣是一種“能指”,這個“能指”所達到的對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過“形”來實現的。

另外,聾啞人和盲人的符號表達也可以說明人類的聽說系統的表達功能與視寫系統的表達功能是處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視寫表達系統的功能,他可以用聽說系統的功能來進行符號表達:聾啞人失去了聽說功能,但他在視寫方面得到了補充,他們在沒有專門經過啞語訓練的情況下,可以用類似我們上面列舉的布留爾所說的方法,即用身體的各個部位——主要是用手勢來進行符號的表達。

可見,聽說系統和視寫系統是人類進行交際的兩個同時產生并行發展的符號系統。聽說系統的有聲語言符號與視寫系統的手勢符號(寫畫符號)是人類表達概念的兩種最基本的“能指”。



國內學術界關于漢字起源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畫,一是認為文字起源于原始繪畫。

在新石器時代的陜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遺址中,山東章丘城子崖、青島趙村等地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浙江良渚、江蘇及上海馬橋、青蒲菘澤等地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均發現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劃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最早的中國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說:“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⑦]于省吾說:“這些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以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國開始有文字的時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這是可以推斷的。”后來,王志俊、陳煒湛、張光裕都贊同郭、于二老的觀點,并各有發揮[⑧]。還有另一種觀點,如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博物館所編《西安半坡》認為這種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專門記號”[⑨],但書中未加申述。近年來,有學者列舉大量的例證,力證唐蘭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圖畫”的學術主張[⑩]。

我們認為,漢字起源于原始刻劃還是起源于原始圖畫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在深層次上是一致的,它們皆由人類的視寫器官發生。在中國,原始刻劃與原始繪畫的最早的考古資料雖然還有待于發現,但新石器時代彩陶紋飾中成熟的刻劃符號與圖畫肯定有一個極為漫長的發展時期。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現在可以見到的人類最早的寫畫符號在舊石器中期就出現了。這一時期,尼安德特人已經能夠用紅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繪道道橫條和叢叢斑點。在法國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發現了各種動物的斷骨上面鑄有絲絲橫線,宛如圖案雛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與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這個時期,初民已經能夠畫一些簡單的在采集和狩獵活動中所遇到的動植物圖形,以及刻劃一些極為簡單的橫豎道道來表達某種意思。而舊石器時代中期,按照摩爾根和恩格斯的說法,也正是“分音節的語言”產生的時期。據此,我們認為,語言和原始繪畫和原始刻劃產生于同一時期,而且,寫畫符號比語言的音響有著更為有力的考古實證。

漢字既然是從原始刻畫與原始繪畫直接發展而來,那么就可以說,作為漢字前身的寫畫符號和作為語言符號的漢語在時間上就是同時起源的。它們具有同等悠遠的歷史,它們是“同齡符號”,其區別只在于根源于人的兩種不同的感覺器官。漢語是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聽覺器官和口腔發音器官的交流,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根源于人的大腦所指揮的視覺器官和手的交流。聽覺和視覺器官是輸入器官,口腔發音器官和手是輸出器官,它們只起到一個操作作用。人類聽說系統的符號與視寫系統的符號皆根源于人類最初的生產實踐,它們是同時產生的,有著同等的功能,而且對于表達概念具有互補性。漢字與原始寫畫符號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寫畫符號卻是漢字發生學的根據。因而就發生學的意義上可以說,漢字與漢語同時起源。

但是,關于漢語起源以后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我們實在是不甚了然。聲音不能保存下來,因而漢語的早期音響形象無法推知,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語言不知道發生了多少變化以后的音響形象。而漢字的前身寫畫符號則不然,從石器時代就有一些刻劃符號保存下來。語言在發展中隱去了它的歷史,而作為文字起源階段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由于考古發掘材料的不斷增多而顯現了它的歷史。這使我們今天的觀念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情況:我們可以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人們所說的語言依然叫作語言,卻將原始寫畫符號與文字區分開來,用兩個不同概念來表達。假如我們將漫長的原始時代的刻劃符號和原始繪畫也叫作文字,我們就會覺得混淆了概念。于是,兩個“能指”符號系統的表達就出現了不平衡;我們在思想中對于視寫系統的符號作了過細的區分,而對另一個聽說系統的符號沒有作過細的區分。由于這種思維定勢存在,我們現在就不習慣于將已經過細區分過的概念還原到沒有過細區分的本來狀態上去。這對我們認識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很不利。因此,我們需要用一個“視寫系統”概念來和“聽說系統”相對應,于是我們對于問題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們只要將漢字看作視寫系統的符號,把漢語看作聽說系統,我們就能夠明白漢字所屬的符號系統與漢語所屬的符號系統是同時起源的。



人類的視寫符號系統和聽說符號系統都來源于人類對客觀世界事物的概念認識。既然如此,它們之間就具有密切的聯系,初民可以用這一種表達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種表達方式,就看彼時彼地哪一種表達方式比較方便罷了。在最初階段,這兩個系統還是并列的、獨立的,沒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開始階段,均走過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說明文字的開始階段,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的。漢字也是這樣。舉“果”為例。“果”的發音為“gu lu lu”,文字寫作“?”(甲骨文),在這里,兩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個事物的概念,就是樹上掛著的從花苞里長出來的圓圓的果實。也就是說,這兩個符號的內涵和表現形式都是從人類的采集中所接觸到樹木的果實那里來的。所不同的是,“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是根源于人類的聽說器官,而“?”則是根源于人類的視寫器官,“?”不是記錄“gu lu lu”這一音響形象的符號,它直接從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這個漢字并不充當語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達概念。

但是,文字和語言這雙重能指既然都是表達同一概念,那么就為這兩者統一起來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據。“?”既是一棵果樹的形狀,又與“gu lu lu”果實滾動的聲音聯結起來,念“果”(模仿“gu lu lu”的聲音)。在這里,文字并沒有附屬于語言,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直接從客觀事物中取得它的符號形態的。文字被當作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是由于文字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完成了一次變革所造成的。當人們發現說和寫都表達思維中的同一概念時,他們為方便起見,就可以使兩者聯結起來。一般說來,運用語言表情達意省勁得多,隨時隨地皆可說出,于是語言便成為人類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視寫系統的符號退居次要地位。當語言發展出一個完整的音位系統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塵莫及了,這同時也為文字的變革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將原先描摹事物形狀的文字改換一下,使之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這樣一來,文字與語言就得到了統一,于是文字就成為語言的附庸了。美索不達米亞的圖畫文字開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與意義聯系十分緊密,文字并不附屬于語言而存在。后來產生了美索不達米亞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記錄語言的符號,是“符號的符號”。這是文字發展史上一次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是把原先由視覺器官產生的形的符號進行一番改造,由它來表示聲音系統,便將兩種“能指”統一到一起。人類將根源于視覺的原始刻劃和原始繪畫與根源于聽覺的聲音表達由原來的“并列關系”分割開來,進行位移,并且重新組合成“主從關系”時,文字就成為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這次巨大的變革對西方文化影響極為巨大。美索不達米亞字母被稱為“一個只發生過一次的發明”,“這種字母很早就傳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萊、阿拉伯,又經由西亞的腓尼基人帶給克里特人。而為全希臘所接受,又通過希臘人的再創造,形成完備的拼音文字,再傳播給整個歐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萊文、阿拉伯文、梵文,盡管彼此多有歧異,但其字母都大體來自同一淵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備這種變革的條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古代歐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所決定。但是,中國這塊土地上的農業經濟的發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突然的完全擺脫原始傳統的變化。漢字與漢語的關系的變革是不聲不響地進行的。隨著形聲字的產生并且數量逐漸增加而在漢字中占據優勢地位,這種變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變革以后,即漢字變成了記錄漢語的符號體系,也還保留著較多的原始文化傳統。中國的文字訓詁學有“聲訓”和 “形訓”的“以聲求義”和“以形說義”的方法,有力地說明了中國人是從聲與形兩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國文字中由象形、指事、會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從視覺器官取義的原始傳統。縱然是形聲字,雖然也注意到了“聲”,但“ 形”始終是具有意義的。這是漢字與漢語之關系不同于西方文字與語言的關系的地方,也是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這一看法在兩千多年以前就產生了。亞里士多德說:“口語是心靈的經驗的符號,而文字則是口語的符號。正如所有的人的書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樣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說話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所直接標志的心靈的經驗,則對于一切人都是一樣的,正如我們的經驗所反映的那些東西對于一切人也是一樣的。”[(13)]亞里士多德所處的“軸心時代”是一個“反神話斗爭”的時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進行理性文化的創造的時代,此時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現狀。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幾千年來特別注重這個時代,將他們的思想奉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傳下來,就成為一種文化傳統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體系的看法也就廣為流傳了。然而,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文字與語言的全部關系史,而且,如果不考慮漢字與漢語關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學術觀點來看待漢字與漢語的關系,則有可能由片面性導致出部分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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